帝王之诗丨魏文帝曹丕·丧乱悠悠过纪

允执其中，天禄永终。

丧乱悠悠过纪

丧乱悠悠过纪，

白骨纵横万里。

哀哀下民靡恃，

吾将佐时整理。

复子明辟致仕。

此诗见于《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谓献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又谓“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曹丕在第三次辞表中谓“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并谓“吾闲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云云。

①丧乱悠悠过纪：丧，《论语·八佾》临丧不哀。又《论语·子路》“一言而丧邦，有诸？”又《论语·子罕》“天子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乱，无秩序。又《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又蔡琰《悲愤诗》咏“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又王粲《七哀诗》咏“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悠悠，遥远，长久。《诗·王风·黍离》“悠悠苍天。”又《邶风·终风》“悠悠我思。”蔡琰《悲愤诗》“悠悠三千里。”又古诗《回车驾言迈》咏“悠悠涉长道。”又阮籍《咏怀》“悠悠分旷野。”曹丕在此谓汉末内乱无序时间很长。纪，纪年的单位。若干年数循环一次为一纪。又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书·毕命》“既历三纪。”如果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入洛阳算起。到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即为过纪。表明曹丕此诗或许作于建安七年之后。即作者在十五岁稍后所作。为其早年作品。

②白骨纵横万里：孔融《杂诗》咏“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又曹操《蒿里行》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又王粲《七哀诗》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又曹植《杂诗》咏“之子在万里。”又《杂诗》咏“将骋万里途。”又曹植《赠白马王彪》咏“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曹丕此句谓自董卓之乱后，生灵涂炭残相。

③哀哀下民靡恃：哀哀，悲伤不止。《诗·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楚辞·九叹·逢纷》“声哀哀而怀高丘兮，心愁愁而思旧邦。”下民，指在下位的人。《北史·齐文宣帝纪》“推诚接下。”靡恃，靡，无，不得。恃，依靠。靡恃，即失去依靠貌。曹植《赠白马王彪》咏“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又曹操《蒿里行》咏“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又曹操《苦寒行》咏“悠悠使我哀。”又王粲《七哀诗》咏“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又曹植《七哀诗》咏“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曹丕此句深深感叹老百姓确实已经无法活下去了。

④吾将佐时整理：佐，辅助或辅助的人。《周礼·天官·大宰》“以佐王治邦国。”又《左传·襄公三十年》“有伯瑕以为佐。”又佐命，指辅助帝王创业的人。《后汉书·二十八将论》“中兴二十八将，……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亦达则兼济天下之意。曹丕此句谓，自己准备辅助朝廷，整治乱世以济时艰。

⑤复子明辟致仕：复子明辟，辟，即君主。失位的君主复位叫复辟。《书·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指伊尹把政权交还给商王太甲。《史记·殷本纪第三》谓“帝中壬在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嫡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这就是司马迁所记的伊尹佐太甲复辟故事。曹丕希望自己能效法先贤伊尹使大汉天子化昏为明，而使天下复安，使诸侯咸归于汉。也就是曹丕的“佐时”之意。致仕，旧谓交还官职，即辞官。《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新唐书·白居易传》“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曹丕此句谓，辅佐汉皇兼济天下之后，使国家太平，人民安乐，而自己就功成身退。

曹丕少年时，就怀伊尹霍光之志。欲建功立业于汉廷，辅佐皇帝治国平天下。然后功成名就而身隐，去追子房以效赤松之游。曹丕此志可谓丈夫之志。东汉末年，桓灵不德，皇纲失统，大权旁落，宦官乱政，国事日非。以致黄巾乱起，烟尘遍地。有为之士，皆欲奋袂而作，以效命朝廷，辅佐皇王，企望建大业于天下。曹丕正值乱世，少年英果，胆气豪迈。且见皇权欲坠，何进无能，董卓暴殄。袁绍拥众，吕布称雄。割据之势，日益剧烈。父亲曹操亦为天下不宁宵旰忧劳。目睹皇域分崩，残破日重，凡有志之士无不欲建大作为于社稷。曹丕又身处世胄仕宦之家，被忧天下气氛所熏陶，遂萌伊尹霍光之志。扶大厦于将倾，济汉室于危难，施智略兴灭继绝，正其时也。此曹丕少年英睿，风华正茂之作也。

《孟子·万章》谓“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其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可见伊尹志在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并非以致君为尧舜之君为志。但需先致君为尧舜之君，而后可致民为尧舜之民。故先致为尧舜之君是其志之始，再致为尧舜之民是其志之终。如此，方可称之为尧天。且欲使天下为君者皆行尧之道，使天下之民皆化后知为先知，此所谓不愧尧舜之民，不负尧舜之天。伊尹抱定此志方受汤王三请而出畎亩，并亲致汤王成尧舜之君而使黎庶俱蒙尧舜君道恩泽。伊尹从亳都开始助汤伐桀，亲身实践兑现了自己的抱负。教导了何以为尧舜之君，又何以为尧舜之民。这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伊尹之志。而曹丕的青少年时代，只是对伊尹充满了憧憬和敬意，把他作为一位足以效法的历史巨人看待。似乎对伊尹之志的内涵缺乏高境界深层次意义上的更精广的丰富体味。简洁地说只是想学习伊尹这样一位伟人而济乱于当世。并无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为理想社会境界视为最终归宿。曹丕的归宿则在于“复子明辟致仕，”即济乱致治之后再归洁其身而已。这种功成身退的思想，在士大夫阶层被普遍视为高尚美德。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这是亢龙又将归于深潜之兆。否则必悔于身败名裂。其德在于成人之美而不夺其美。此孔子所谓求仁得仁之济世境界，故可高尚其事。伊尹遂成为后世效法功成名就而不居功之先贤典范。

曹丕青少年时代，正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其思想光辉，高悬可鉴。实不失为一时豪杰。然而曹丕在其父曹操去世接任魏王后，对汉献帝及所亲臣僚软硬兼施，寻求符瑞，以备受禅，毫无伊尹相汤之行为。当此之时，正是曹丕效法先贤伊尹之秋。但丧乱未已，白骨尚横，下哀哀而靡恃，社稷岌岌而可危。孙权称霸于江左，刘备雄踞于陇右，长安残破，洛阳凋弊，形势悲哀如此。曹丕不暇运筹远略，却谨遵曹操“吾为周文王矣”之遗令，紧锣密鼓先改献帝建安年号为黄初，复建受禅台于繁阳。尽抛“复子明辟致仕”少年初志于九霄。如此看来，曹丕既未能致君为尧舜之君，亦未能致民为尧舜之民，而尧天舜日之光辉又何可见也？当太史丞许芝初以符瑞劝进谓“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及“圣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洽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复谓“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等谶纬语时，曹丕尚谓“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书》美其人。吾虽德不及二圣，敢忘高山景行之义哉？若夫唐尧、舜、禹之迹，皆以圣质茂德处之，故能上和灵祗，下宁万姓，流称今日。

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际会，幸承先王遗业。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赈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庶欲保全发齿，长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国，下见先王，以塞负荷之责。望狭志局，守此而已。虽屡蒙祥瑞，当之战惶，吾色无主。若芝之言，岂所闻乎？心栗手悼，书不成字，辞不宣心。”曹丕在这首辞受禅令中，以周公旦为楷模。因周公旦在武王逝后以成王尚幼而代为履行天下职份。当此之际，周公旦足以取而代之。但他只摄行政事而辅佐幼主，直至成王亲政龄，即还政于成王。这就是《尚书》中所崇称的“复子明辟”故事，周公旦也始终未进位为王而私行天子事。故孔子赞叹周公旦品德崇伟而至高无上。曹丕自称“庶欲守此以自终，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赤心。”然令墨未干，却于建安二十五年即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的冬十月庚午日在群僚拥护下升坛受禅，将先前旦旦之言置于脑后。且谓“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卜之守龟，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群僚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在明确受禅及一切程序之后，曹丕竟然对群臣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如此看来，曹丕所谓“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只不过是少年时代的一句豪言壮语，当需要他对当初的旦旦之誓做出断然抉择的时候，他却做了与誓相违的被世人唾弃的糊涂事。积极地登坛受禅而代汉为帝，殷勤经营私家天下，与孔孟儒学天下为公之明训，乖而相悖。不但未能实现佐时整理，使哀哀之民有所恃怙之真纯初愿，更不愿“复子明辟致仕”。父子辛苦数纪，仍然是丧乱未已，而白骨尚横。践位之后，尽管呕心沥血，却毕竟不十年而终。三国鼎立依然。足不旋踵，又改朝换代，复移姓司马。真是德失瞬息间，致远宜恐泥。

曹操既无文王之德，曹丕亦无周武之寿，而欲延祚于百世，实不可得也。若当初曹操修周文之德，而曹丕再行周公之事，必积功累德于无量，则何愁天下不归于德之盛者？如此看来，曹魏短祚之虞，非失于曹丕之后，实误于曹操之前。既已种豆，岂可得瓜？故知旋移司马之晋乃因果之咎所使然也。惜哉，曹氏父子之悲剧也如此。《易·系辞上》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发乎迩而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者，可不慎乎？”孔子又谓“君子之交，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凡为人主者，宜效君子之言行，此天地自然之理，不容纤毫秽恶之意。今曹丕曾为汉臣，一跃而为受禅之帝，凌逼故主，鸠占鹊巢。观其行知未践其言。“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更无如兰之芬馨。既效螳螂，复忘黄雀，功亏一篑，岂非后世之为帝者所宜深戒乎？唯有至德者方可以配享天地。且置曹操言行不论，若曹丕受禅之后积极积功累德，继绝举逸，不盲目谋求一统，从贾讠羽先文后武之议，则吴蜀之堤必决于蚁穴，可坐收孙刘为臣之功。但他急于宣耀私智，而逞世智聪辩，数次出兵，劳师靡饷，竟无寸功，思虑伤怀，又自剪枝叶而伤根本。终致四十而夭，社稷倾危。

子思《中庸·至圣章》谓“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曹丕“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本意，是符合子思中庸思想的。在臣子的位置上未能尽臣子之忠，则又与中庸相违。在受禅为帝之后，又未能真诚效法至圣，既不能践履当初振振之辞，复相悖于先贤至圣之德。若此必遭国中骂名鸦噪，而四夷定不闻赞辞。曹丕未尊至圣之章，而欲魏祚配天实亦难矣。曹丕之行而与此诗之说，相违甚远，既悖儒教，而与释迦氏训诫更南辕北辙。

释迦牟尼《佛说十善业道经》谓“若离妄语，即得八种天所赞法。何等为八？

一，口常清净，优钵华香；

二，为诸世间之所信伏；

三，发言成证，人天敬爱；

四，常以爱语，安慰众生；

五，得胜意乐，三业清净；

六，言无误失，心常欢喜；

七、发言尊重，人天奉行；

八，智慧殊胜，无能制伏。是为八。”

又谓“若离贪欲，即得成就五种自在。何等为五？一，三业自在，诸根具足故；二，财物自在，一切怨贼，不能夺故；三、福德自在，随心所欲，物皆备故；四，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献故；五，所获之所，过本所求，百倍殊胜。由于昔时，不悭嫉故。是为五。”曹丕昔日振振之辞，信誓旦旦。当衰汉刘氏孤寡凌迟之际，正是良臣，效忠之时，曹丕不但未遵前誓，且乘人之危，积极经营化国为家之事，紧锣密鼓，公然砌坛繁阳，逼禅称帝。依释迦氏之说而论，前誓不遵，即为大妄语。化国为家，即为大贪欲。

沙门藕益编订的《十善业道经节要·犯妄语》谓“得八种人天不赞法。一，口常不净，舌根臭秽薰蒸。二，为诸世间之所不服。三，发言不诚证，人天不敬重。四，常以恶语，恼害众生。五，得劣意乐，三业不净。六，言常误失，心常忧愁。七，发言轻浮，人天不奉行。八，智慧乃下劣，人能制伏。”又《十善业道经节要·犯贪欲》谓“不成就五种自在。一，三业不净，诸根不足。二，财物不自在，一切怨贼能夺。三，福得不自在，随欲难物备。四，王位不自在，珍奇难皆奉。五，所获劣物，非本所求。”曹丕在得魏太子位之前，处心积虑与弟曹植明争暗斗，争太子位之激烈程度几至于白热化，言行举止多虚矫。在夺得太子位之后，又深恐父亲曹操见疑而被废，无一日不提心吊胆。在父亲曹操突然病故之后，即肆无忌惮威逼献帝禅让。称帝之后，又凌逼诸弟骨肉至亲一一走上绝路。又急功近利，未能深思熟虑，不听贾讠羽“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仪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武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之深谋远虑长远计划，几次盲目而草率出兵“伐不从命。”故江陵之役以至于尔后几次出师皆不果而终。孰不知建本者尚德化此贾诩宜先文后武之意。曹丕不尚德化，继承曹操腐朽变诈之术，故失其本。违背释迦氏不贪不妄之深诫，故所言为诸世间之所不服，人天不敬重，心常忧愁，天不眷佑，智慧下劣，未能远谋，魏基未稳，已被怨贼司马氏所夺，所做之事，多不称心，在帝王之位，未能自在一日。如此看来凡为帝者，岂可妄语哉？又岂可贪求哉？噫嘻，魏祚之不延也，曹丕在天之灵能无深悔乎！而后世诸君又岂能不深戒乎！孔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与释迦氏之诫又何其异曲同工也？

【文丨郑世昌先生。作者系立身国学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联合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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