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河南古代教育文化

河南古代教育文化

中原地区自古就是文化发展的沃土“居天下之中，得扶舆秀杰之气，钟别，独厚，而河洛洲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综观历史，依傍政治局势的顺风车，都南教育文化在东汉、西晋、隋、北宋等朝代都处于全国中心地位，对中国教育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河南地区在上古时代已出现学校的萌芽，据记载，五帝时代有名为“成均的学校，殷墟甲骨文和出土文物证明商代有传授宗教知识的学校。鼎盛于春秋国时期的诸子，著书立说，布道授徒，擎起了百家争鸣的大旗，形成了中国古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中原地区与此有关的丰富的遗迹和历史纪念性建(文庙)，见证了诸子于教育中所展示出的真知灼见，教育文化凸现出了空前的繁荣态势。曾开创私学繁盛之风、在中国教育史上烙下深刻印迹的孔子，其私创办时间之长久、规模之宏大、教学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彪炳于中外教育中册。而以反对“命定论”、重视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主张培养贤士、强教育原则、要发扬强行说教的主动精神、“述而又作”的创造精神和“强力行”的刻苦磨炼精神的墨子，主张“行不言之教”、由人自然的发生变化、含有尊重人自然发展意义的老子等都是河南地区教育家中的杰出代表。而国势衰微中仍然挺立的东周洛阳中央官学、郑国国相子产“不毁乡学”、卫文公的“敬教劝学”的举措也都是先秦时期河南教育文化不可抹煞的闪光点。

秦汉时期，先进的中原文化更以教育文化为主要方式向四方辐射，教育制度渐趋完备，两级学校的规模化以及专科学校的初露端倪，成为其他地区的典范西汉景帝时，中原文化传入蜀地，出现郡国之学(地方官学)，那国学由此在国悄然兴起。东汉时期洛阳太学规模宏大，明帝曾亲自前往讲经，洛阳的“意平石经”成为官定的标准课本;洛阳的“鸿都门学”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其以教学内容和选拔方式别开生面而吸引了数千名学员，培养宫人外戚子弟的费族学校宫廊学也在洛阳成立，中国古代的教育文化在这一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

隋唐两代虽然建都长安，但是在教育文化的发展上、东都洛阳与西京长安并重、教学设置也大体一致。当时洛阳设有各种专科学校，如招收不同身份、等级的大学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专门培养投考进土科学生的广文馆。专门研习道教的崇玄馆等，培养熟识律令人才的律学，培养通晓文字、精于书法人才的书学和培养懂得天文历法，财政管理、土木工程计算人才的算学，以及医学等专科性学校。科举取士是隋唐教育文化史上的显著待点，通过科举考试而人仕的河南籍学生更是不可胜数。生于新郑的著名诗人白居易，27岁时举及第、曾赋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而最早反对形式主义的教育家韩愈《孟州人)虽一生多次沉祥于官酶。犹锐意进取不已，先后微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其所著《狮说》《讲学解》等著作，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宋元时期，河南地区的教育文化依旧熠熠生辉，北宋王朝建都开封、中原地区重新成为教育文化的核心区域。“三舍法”的实行使科举与太学学习并干金。解决了培养与选拔人才的矛盾，加强了官学地位。京都开封除设有国子学和太学等官学外，还有若干专门的学校，如研习律令及古今刑书的律学、教授算学和天文的算学、兼有绘画和《说文》及《尔雅》等的画学、教习兵法骑射的武季、为皇族子孙设立的“宗学”、为八品以下至人子弟设立的“小学”等。除此之外、各府、州县还实行“学田制”，以供办学经费和师生伙食之用，有助于教育的普及化与平民化，为世界教育史上所罕见。北宋中叶，书院教育兴盛，河南境内的商丘应天府书院、登封嵩阳书院、邓州花洲书院、扶沟大程书院，辉县百泉书院、襄城紫云书院、伊川伊皋书院等成为当时全国的著名书院，闻名干世的北宋四大书院里就有两所位于河南地区，可以说河南地区擎起了北宋书院发展的大，为教育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模式，有元一代，以姚枢(本为辽宁人，后迁居洛阳)、许衡(焦作人)为本出代表的河南教育家不遗余力推行教育，传通投业、承扭起了传承文化和促进民族思想文化融合的双重使命。

明清时期，虽然河南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较之以前有所衰易，但丝毫掩不住教育家出的光辉。兰考人王廷相(1474~1544)是明代著名唯物主义想家和教育家，十年教育实践，“三督学政”，形成自成体系的教学理论,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养贤育才”，要求教师以身作则，正已安人。孙奇?(1584~1675)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书院教育家，开创宋明理学发展史研资的先河，主持百泉书院25年，培养学生200余人，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被誉为“代名师”。他治学严谨，有教无类，平等待人，特别强调“慎独”养，认为“除却自欺便无病，除却慎独便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