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大众的距离有多近？

通俗科学从来都没有被那些自称主流或者专业科学人员的人完全掌控。在讲座、展览、著作和后来的电视节目中，总是有一股重新定义、重新划分所谓科学的趋势。科学的读者和观众从来都不是被动的。相反，他们积极参与科学问题和科学事业，用科学解决自己的议题和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看，广义上的通俗科学一直是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同的群体为了什么样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合法的科学你争我抢。我们看到，不论历史上通俗科学通过怎样的方式被呈现，其呈现者都试图让通俗科学符合自己的所思所想，仿佛通俗科学就该是那个样子。有些通俗科学的出品人曾经创造出许多被主流科学从业者排斥的科学活动。在许多方面，现在我们认为正统的、可接受的科学都是过去这些辩论和争斗的结果。

从我们现代的角度看，“科学”和“通俗”两个词放在一起好像很不协调。我们经常把科学看作通俗的对立面，它是非常高深的、专业性的活动，需要多年专心的训练才能进行。人们脑海中的通俗科学可能是电视节目里的“惊奇科学”环节或者《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但是夸张地慨叹最新科技带来的小玩意儿似乎和我们所知的科学活动相去甚远。从这个角度看，通俗科学似乎是科学家真正工作的外围活动——仅仅是向大众传播简化过的事实、理论和应用，不会将“真家伙”告知大众。科学和科学家也经常被认为是远离大众的。科学的发言人公开表示担心“大众对科学的认知”，然而这句话大部分时候只意味着大众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以便真正的科学家可以安心工作而不是被要求参与社会事务。每当科学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时，总有人批评科学堕落成了俗事。科学家参与大众事务似乎会影响他们的本职工作。

史学家习惯把通俗科学当成正统科学之外的活动。通常的研究模式就是研究传播。科学是专家的心血结晶，它通过各式各样的媒体，如书本、讲座、博物馆展览以及现代的电视等媒体传播给大众。这样看的话，科学传播的过程对科学本身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没有任何影响。更近些时候，史学家开始重新考虑科学和通俗文化之间，以及科学家和科学受众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认为受众对新科学知识的产生有主动的影响，他们并非被动地接受。科学家选择用什么方式给不同受众呈现自己的成果,用什么语境表达成果，会极大影响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仅如此，受众自己也会主动地阐释、重新定义自己积累的科学知识。从这个角度看，研究通俗科学绝对会涉及科学的真实内涵以及创造新知识的过程。

史学家在不同语境下研究通俗科学。他们把目光放在那些公开展示科学活动的地点，如演讲厅和展览馆。他们着眼于科学与大众沟通的媒介，如书籍、期刊和电视节目。他们研究科学知识传播给大众的诸多方法，以及不同的受众接受科学知识的不同方式。史学家也研究某些特定的科学在不同时代使自己变流行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会深层次讨论的案例包括19世纪上半叶广为流行的催眠术和颅相学。从现代的观点看，上述科学活动可能是伪科学——根本不是科学；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上述两种科学在其全盛期拥有极大影响力。这两种科学的支持者摇旗呐喊，声称它们是真正的科学活动，那些认为它们是假科学的反对者明显是想让科学远离大众。从各方面看，通俗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科学是如何被隔离于其他文化之外的，以及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人们如何不同地划分科学和文化的界线。

到了18世纪初，自然哲学讲座的主要地点就是不断增多的咖啡馆。一项研究显示截至1739年，伦敦已经有了551家咖啡馆。在17世纪后半段，咖啡馆成为信息（一般是金融方面的信息）快速传播和交换的中心。科学家的资助人有银行家，也有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商人，甚至包括队伍逐渐庞大的雇佣文人。人们到咖啡馆去获取最新新闻、金融内幕消息，或者去说服潜在的赞助人某些新发明或新玩意儿很有价值。劳动者可能会到咖啡馆里读读报纸。来自各行各业的顾客成了新潮科学讲座的最佳听众，因为这些人渴望各种新知识和信息（Porter，2000）。进行巡回讲座的自然哲学家基本上会开展12次到24次的讲座，他们的演讲基于牛顿学说和机械论哲学，并且通过现场演示、使用最新科学设备（如空气泵和电气设备）来使自己的讲座充满趣味。关于机械论哲学的讲座和现场展示自己的实验操作能力同样可以展现他们的能力，吸引潜在的赞助人资助他们的新发明或者项目（Stewart，1992）。

约翰·西奥菲勒斯·德萨吉利埃就是通过公开讲座成名的实验派自然哲学家之一。作为忠诚的牛顿派哲学家，他在讲座上讲述电和自然的其他力量，以论证牛顿关于神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论。让自然的力量为人所见，也就是让人们看到上帝无处不在。德萨吉利埃充分利用最新实验技术去打动咖啡馆的听众，如制造震波、展示电磁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利用电气设备制造火花。这些出色的实验不仅让德萨吉利埃成为有名的自然哲学家，还为他吸引了不少潜在资助人的注意，如钱多斯（Chandos）公爵等。全欧洲各地的科学讲座相互竞争，展示自然力量的精妙实验也不断涌现。在法国，著名的巴黎科学公共讲座讲师让·安托万·诺莱（JeanAntoineNollet）利用莱顿瓶制造了巨大影响，莱顿瓶制造的电流让加尔都西会修道士和王宫守卫都慨叹不已。德国电学家格奥尔格·马蒂亚斯·博泽（GeorgMatthiasBose）以及英国咖啡馆讲师本杰明·拉克斯特罗（BenjaminRackstraw）都宣称自己可以为观众“宣福”——就是让一位观众在黑暗中发光。如此这般神奇的科学实验吸引了欧洲各大城市的观众争相参加科学讲座（Heilbron，1979）。

让·安托万·诺莱（JeanAntoineNollet）

18世纪末，通俗科学讲师为了吸引观众想出了各种办法，如詹姆斯·格雷厄姆和他的“天之床”。另一个例子是著名天文讲师亚当·沃克（AdamWalker），从18世纪70年代起他一直在伦敦的干草市场剧院（HaymarketTheatre）办讲座。在18世纪80年代，沃克的讲座中最吸引人的是一个叫“太阳系仪”（eidouranion）的仪器，这个巨型仪器6米多高，特色是以发光的星体模型代表太阳系行星。到了19世纪初，在伦敦等地进行的巡回演讲已经很成熟。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机构，如萨里研究院和伦敦研究院，有偿为大众开办通俗科学讲座。在英国其他地区，文学和哲学学会也为大众提供讲座。在18世纪的北美——不论是大革命前还是大革命后——人们都十分喜爱科学讲座。1749年北美哲学学会（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成立，其前身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周围的哲学狂热者组织的秘密社团。费城的富兰克林学院（FranklinInstitute）成立于1824年，此学院特别为工人阶级设计了通俗科学课程。类似的机制也在不列颠群岛显现，技工学院（Mechanics’Institute）运动快速发展。上述学院、学会为从事科学的贫穷科学家提供了基本收入，也满足了公众对科学讲座的需求（Hays，1983）。

“太阳系仪”（eidouranion）

在英国，资历最老的通俗科学机构就是位于皮卡迪利大街旁阿尔伯马尔街上的英国皇家研究会。该机构建立于1799年，创始人是被驱逐的美国效忠派人士、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在学院明星讲师汉弗莱·戴维和随后的迈克尔·法拉第的带领下，皇家研究会赢得了巨大的声望，成了给富人和名人传播科学知识的专门机构。戴维用夸张华丽的实验在皇家研究会获得了名声。他在实验中炫耀自己可以熟练掌控新发明的原电池，并且用火花和电火花等完成华丽的表演，从而打动了一大批观众（Golinski，1992）。法拉第遵从了他导师的传统。19世纪20年代，法拉第开创了皇家研究会在圣诞节为儿童做科学讲座的传统（现在还在继续，图16.1）。他同时创立了著名的周五课程，该课程很快成了上流社会的伦敦社交季的一大特色。在社交季的每周五晚上，法拉第或其他特邀讲师都会进行科学讲座，为迷上讲座的伦敦上流人士展示最新的科学成果及发明（Berman，1978）。在英国的其他地区，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总是能吸引成百上千的观众参与其科学讲座。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于1831年，其会议每一年都会在不同的英国郡县或城市举办（MorrellandThackray，1981）。

整个19世纪里，通俗科学讲座讲师都称得上公众人物。以法拉第为例，他既以电学理论享誉全球，还以大胆华丽的讲座展示闻名于世。另一个典型是赫胥黎——人称“达尔文的斗犬”，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他在186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议上和牛津主教“油嘴的山姆”威尔伯福斯的激烈辩论。赫胥黎还因他为工人阶级所举办的有争议性的讲座而为人所知。赫胥黎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定期为工人阶级开办科学讲座，继承了地质学家亨利·德·拉·贝施在皮卡迪利大街的经济地质学博物馆（MuseumofEconomicGeology）开办类似讲座的传统。到了19世纪60年代，赫胥黎的晚间讲座总能让成百上千的观众慕名而来（Desmond，1994）。赫胥黎没有把自己禁锢在大都市里，他游历全国，在各地技工学院和工人礼堂里为工人阶级带来激进的讲座。1868年，赫胥黎在伦敦南部拥有了自己的工人学院并出任校长。赫胥黎的讲座虽然标榜平民主义，但其实都隐含着严肃的政治目的。他希望通过讲座让观众认识到科学才是人们应该相信的权威，宗教则不是。

经济地质学博物馆（MuseumofEconomicGeology）

赫胥黎的讲座活动也没有仅停留在一国之内。1876年他出发赴美，搭上了英国通俗科学讲师北美巡回演讲大潮的末班车。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全境巡回演讲。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即后来的开尔文勋爵）在1884年开办北美讲座。通俗科学讲座的浪潮不仅席卷了英国，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每次通俗科学讲座都有大批观众蜂拥而至，知名讲师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公众人物。赫胥黎和汤姆森是19世纪下半期最著名的英国通俗科学讲师。德国的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和法国的路易·巴斯德（LouisPasteur）也同样享有盛誉，在各国观众眼里这两位和赫胥黎及汤姆森一样声名赫赫。科学家在各国都享有盛名也证明了科学可以轻松地跨越障碍进入其他文化领域。因此自17、18世纪开始，自然哲学家都把这种公共表演当成是他们科学实践的固定组成部分。公开讲座成了自然哲学家、科学家及观众之间沟通的纽带。公开讲座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虽然确实也有谋生的成分），更是一心投入科学之人的心血结晶。

收藏科学设备及科学产品的行为有很长的历史。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奇物珍品的收藏陈列越发流行。富有的藏家收集奇特或罕见的自然、人造物品，并将它们公开展览从而吸引或震撼观众。很多科学设备和仪器就是为了展览而设计的，比如存世的17、18世纪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们中的每一件都精美绝伦（Morton，1993）。到了19世纪初，收藏并展览样本或科学产品的产业开始高度商业化。参观陈列不再只是那些有特权进入藏品所在私人宅邸或研究机构的人的专利，任何愿意在门口付几便士门票钱的人都可以进入参观。19世纪中期之后，科学博物馆和科学展览遍地开花。这一类收藏展示在当时（现在也是同样）对人们看待科学和自然世界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是恐龙化石、科学仪器还是蒸汽机，博物馆对这些展品的陈列方式也极大影响了人们对这些展品的理解。通过这一类展览，维多利亚时代及之后的观众得以理解很大一部分科学。

费城博物馆（PhiladelphiaMuseum）

19世纪初，艺术家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WillsonPeale）开办的费城博物馆（PhiladelphiaMuseum）刚好迎合了早已被有趣和神奇的物件迷倒的美国观众。皮尔的博物馆以自然历史为特色，陈列的展品包括纽约州出土的乳齿象骨骼化石、皮尔的历史主题画作、古物，还包括新的机械发明和装置等。著名的展览经理人巴纳姆（）也利用公众对科学的喜爱和需求，组织了华丽的异国藏品展览。从很多方面来看，巴纳姆成功的秘诀就是他敢于挑战观众辨别展品真伪的能力。费城企业家、发明家雅各布·珀金斯（JacobPerkins）1832年在伦敦河岸街旁的阿德莱德街上开办国家实用科学展览馆（NationalGalleryofPracticalScience）时,可能把皮尔的博物馆当作参照物。珀金斯的展览馆同样把自然历史展品和机械科学展品结合在一起，还加入了各种来自异国的展品。在展览馆门口支付几先令的门票之后，普通观众就可以看到最新的科学技术发明、聆听科学讲座或者音乐表演，甚至可以观看喂食电鳗的场面。珀金斯的阿德莱德展览馆不久之后就有了一个竞争者——坐落在伦敦摄政街（RegentStreet）上的英国皇家理工学院（RoyalPolytechnicInstitution），那里也为观众提供类似的展品和体验活动（图16.2；Morus，1998）。

阿德莱德展览馆和英国皇家理工学院等机构在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伦敦居民阐释什么是科学这件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起威严的英国皇家研究会，上述两种机构才是喜欢科学的普通人能够接触科学的最佳地点。在展览馆，科学的物质文化比理论成果更加重要。当时观众接触的科学包括机械、技术创新产品和相关娱乐项目。上述科学展览机构也在和伦敦展览业竞争。这些机构与戏剧作品、全景画、魔法灯笼秀争夺观众。伦敦其他的展览则把自然哲学融入自己的展品中。摄政街公园（RegentPark）的大剧场标榜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机。这些展览也为自然哲学家提供了工作机会。电气技师威廉·斯特金（WilliamSturgeon）在阿德莱德展览馆开办讲座，而化学家威廉·莱特黑德（WilliamLeithead）则在大剧场的自然魔法部门担任监督，负责那台巨大的电机。自然哲学家是未来发明家的主力军。在19世纪40年代，爱德华·戴维（EdwardDavy）等科学家在电报系统领域一争高下，他们把自己的发明放到展览中，吸引投资者注意的同时争取获得发明活动的资金支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第一次知道电报的时候，电报既是一种新兴通信手段，还是表演者吸引观众的秘密武器之一。

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Park）举办的首届万国工业博览会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表演的一个分水岭。万国工业博览会由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oyalSocietyofArts）及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联合主办，意在向世界展示英国工业称霸全球的水准和高超的技术创新水平。阿尔伯特亲王为万国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万国工业博览会会馆水晶宫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建筑和工程技术的集大成之作。水晶宫由庭院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Paxton）设计，整个建筑事实上是一座由铸铁大梁和厚玻璃板建成的庞大温室。英国民众以及数千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馆参观了超过10万件独立展品。最新的科学和技术在馆内清晰可见。参观者可以利用两侧走廊上的电子钟表把握参观时间。各种各样的电报设备都在馆内公开展示。丹麦发明家瑟伦·约尔特（SrenHjorth）因其发明的电磁马达而在万国博览会中获奖。英国伯明翰的艾尔金顿公司展示了种类多样的电镀银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设备制造商摆出了不同种类的电池、电磁铁、照片和照相设备，以及望远镜和其他科学仪器。展出的照片中包括哈佛大学天文学家威廉·克兰奇·邦德（WilliamCranchBond）拍摄的令人震撼的月球表面照片。

水晶宫由庭院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Paxton）设计，整个建筑事实上是一座由铸铁大梁和厚玻璃板建成的庞大温室

万国博览会的成功也拉开了19世纪后半叶直至20世纪国内和国际展览大潮的序幕。在1853年，都柏林组织了自己的万国博览会，急切希望能够胜过自己的宗主国。随后的1855年，法国也在巴黎举办了一次国际展会，吸引了超过五百万参观者。其他国家在1862年和1867年也举办了几次国际博览会。这时，英国制造商已经开始担心他国的展会显示了世界其他国家正在逐渐赶上英国的工业水平。1862年，英国伦敦举办了第二届万国工业博览会。1853年，纽约也尝试举办了一次国际工业展览会。不过第一个成功的美国国际展会是1876年的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Philadelphia’sCentennialExhibition）。在费城世博会的主要成就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GrahamBell）在此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电话。1888年，澳大利亚为纪念库克船长发现大洋洲100周年而在墨尔本举办了自己的国际展会。到了20世纪初，展览会真正成了大规模的盛会。1901年，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举办的泛美博览会（Pan-AmericanExposition）接入了新建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发电站产生的电，用于驱动其主场馆“电力宫殿”里的展品、点亮遍布展厅的20多万盏电灯（Beauchamp，1997）。

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GrahamBell）向公众展示电话

科学革命的开端恰逢出版印刷业的大变革。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印刷革命是科学革命的先兆之一（Eisenstein，1979）。到了18、19世纪，书籍和报刊把自然哲学传播给更多的人，使得自然哲学爱好者激增。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通俗科学出版物不仅仅是为了把预先确定的知识传授给听话的读者。科学作者和出版者有无限的兴趣和动力，可以出版各种各样的科学书籍和报刊。赚钱当然是重要的动力之一。一些19世纪的科学出版物，例如罗伯特·钱伯斯著名的《创造的自然史的痕迹》，在当时绝对算是畅销书。不过作者们也有自己对科学的独特看法想要与公众分享。事实上，钱伯斯《创造的自然史的痕迹》一书之所以畅销完全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中产阶级读者的想法（Secord，2000）。同时，这些读者绝对不是什么乖乖的接受者。19世纪的读者对什么是好科学有着自己的一套见解。最新的科学图书与最新的乔治·艾略特小说或者麦考莱的历史书一样，就算没能达到预期的销售额，也希望能在知名的书评期刊上受到热烈讨论。

17、18世纪的印刷文化尚未定型，还有可塑性（Johns，1998）。强大的书籍出版经销同业公会掌控了17世纪的英国印刷行业。这家公司被置于都铎王室的管制下，负责监管和规范伦敦的印刷品生产。只有书籍出版经销同业公会和其他少数几个实体，如大学和皇家学会，可以批准印刷。作者对自己的著作几乎没有控制权，图书经销商和出版商（在当时大多都是同一家）可以任意修改图书内容。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如巴黎，情况也与伦敦类似。到了18世纪初，有偿写作已经成了在伦敦等大城市谋生的一种可行手段，催生了格拉布街文化。17世纪见证了杂志和报纸的诞生。半吊子的平庸作家大量炮制可靠性各不相同的新闻报道、剧本、哲学文章、小说以及任何可以吸引顾客付费的作品。色情文学（牛顿著作的发行人就是一个色情文学作家）以及政治煽动性作品有着稳定的市场。到18世纪中期，科学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商业价值，与此同时科学作品出版业也逐渐发展繁荣。

17世纪自然哲学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没有使用学术界和教廷规定的官方语言——拉丁语，而是用作者各自的母语写成，如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这也暗示了伽利略希望普通大众都能阅读他的著作。

在17世纪，科学还是那些有文化、有公德的绅士的专属领域。为了与17世纪的科学精神保持一致，自然哲学家的著作普遍都不只针对有科学素养的读者（如果可以证实这一时期内这种读者真实存在的话）。18世纪早期出现了一大批支持和阐释牛顿学说的出版物，为广大无法理解牛顿数学理论的识字群众解释说明牛顿学说包含的高妙知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两本著作《电学的历史和现状》（HistoryandPresentStateofElectricity，1767）和《各种空气的实验和观察》（ExperimentsandObservationsonDifferentKindsofAir，1776）把他对牛顿学说的理解传播给了意见不同的中产阶级读者，这些读者赞同普里斯特利“牛顿科学为道德和社会改革铺路”的看法。在理性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的覆盖全科知识的《百科全书》的宏伟计划中，科学占据了核心地位。

不仅科学书籍极大发展，科学报刊也逐渐繁荣。即便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权威期刊《哲学学报》也不是纯粹针对有科学知识的人。《哲学学报》的供稿人希望各行各业的绅士都能读到这些文章。欧洲其他国家的科学学院也发行了目标读者群相同的类似科学出版物。更重要的是，科学成了18世纪新兴种类杂志的主要内容。阅读《绅士杂志》（Gentlemen’sMagazine，1731年创刊）的绅士或者阅读《淑女杂志》（Lady’sMagazine，1770年创刊）的女士能够获取最新的科学知识和小道消息。上述杂志和其他许多报刊都瞄准了（相对）休闲、知识水平高、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读者，而这些读者最期待的内容之一就是科学。在法国和北美，讨论政治和社会丑闻的大小报刊也都或多或少地加入了科学文化内容。自然哲学和自然哲学家的主张正逐渐成为流行的文学文化，并且进入了讽刺作家的作品，如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淑女杂志》（Lady’sMagazine，1770年创刊）

19世纪，科学出版体系已经日趋完善，作者的目标读者群也各不相同。简·马舍特（JaneMarcet）出版了针对儿童的《化学谈话》（ConversationsonChemistry，1806）等书籍。玛丽·萨默维尔（MarySomerville）的《物理科学之间的联系》（ConnexionsofthePhysicalSciences，1834）为有修养的中产阶级读者忠实描绘了科学家的最新发现。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和威廉·罗伯特·格罗夫的《论物理力的相互关系》等书的目标读者群更加广泛。各种组织机构，如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fortheDiffusionofUsefulKnowledge）、其对手英国国教基督教知识促进会（AnglicanSocietyforthePromotionofChristianKnowledge）和后来福音教派的伦敦圣教书会（ReligiousTractSociety）都出版了许多针对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科学图书。19世纪上半期出版业的大事件是罗伯特·钱伯斯匿名出版的《创造的自然史的痕迹》，这本书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图书，同时也因为其直言不讳地为自然和社会发展辩护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Secord，2000）。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宇宙》（Cosmos，1845—1862，共5卷）等书也行销欧洲和美国。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美国出版商都依靠翻版欧洲作者的科学图书度日。到了19世纪末，爱德华·利文斯顿·尤曼斯（EdwardLivingstonYoumans）等美国作家用自己的著作赢得了声誉。尤曼斯是促成19世纪70年代早期“国际科学系列”通俗科学图书的关键人物。

通俗科学出版的热潮持续了整个20世纪，并且延续到了21世纪。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和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等科学家用著作向普通大众介绍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著作也成了畅销书籍。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和金斯的《我们周围的宇宙》（TheUniversearoundUs，1929）等书籍都在公众认识新物理学的哲学意蕴的早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见第11章）。由于科学发展得愈发专业化和高深化，许多科学家选择通过写作通俗科学的文章来阐述自己在学术期刊中无法提及的观点和想法。比如说科学和宗教之间关系的大讨论，这个话题一般都出现在通俗科学出版物而不是专业的学术出版物中（Bowler，2001）。奥利弗·洛奇爵士等和主流物理学说背道而驰的物理学家也转投通俗科学出版物，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载体。20世纪中期，通俗科学写作中出现了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例如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Hogben）在其著作《市民科学》（SciencefortheCitizen）中就明确提出科学和科学规划应该在进步的社会中发挥主要作用。

科幻杂志《惊奇故事》（AmazingStories）

科学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虚构小说之中。查尔斯·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虚构了和英国科学促进会非常类似的“麦佛促进一切协会”，代表他的读者狠狠嘲弄了英国科学促进会。乔治·艾略特在她的小说中也讲了很多科学笑话。到了19世纪后半，科学推测开始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我们今天把这种体裁叫作科幻。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如《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是基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进行的思维发散，而《从地球到月球》（1865）则设想了未来的种种可能。威尔斯在小说《时间机器》（1895）中使用了小说化的科学来批判19世纪末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分化，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BulwerLytton）在他的《一个即临种族》（ComingRace，1871）中也使用了类似手法。科学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道德和社会后果的推测越来越流行，上述图书属于其中较受欢迎的（Fayter，1997）。20世纪初，威尔斯通过著作《世界大战》（WaroftheWorlds，1895）成为有名的“科学思索者”，并且通过《未来事物的面貌》（TheShapesofThingsToCome，1933）变成了社会先知。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

通俗科学从来都没有被那些自称主流或者专业科学人员的人完全掌控。在讲座、展览、著作和后来的电视节目中，总是有一股重新定义、重新划分所谓科学的趋势。科学的读者和观众从来都不是被动的。相反，他们积极参与科学问题和科学事业，用科学解决自己的议题和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看，广义上的通俗科学一直是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同的群体为了什么样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合法的科学你争我抢。我们看到，不论历史上通俗科学通过怎样的方式被呈现，其呈现者都试图让通俗科学符合自己的所思所想，仿佛通俗科学就该是那个样子。有些通俗科学的出品人曾经创造出许多被主流科学从业者排斥的科学活动。在许多方面，现在我们认为正统的、可接受的科学都是过去这些辩论和争斗的结果。

塑造公众形象对于我们眼中的正统科学和科学家同样有意义。在本书涉及的时间段内，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尝试着与大众搞好关系，不再把大众当成无关紧要的部分，而是把大众看成关乎他们科学性质的核心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为此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各种场合中。同样在这段时间内，观众并不觉得科学家想让自己也参与科学的努力是反常的。与此相反，观众早就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热情地参与科学。从这种角度看，斯诺说得很对，分裂成“两种文化”确实是一个现代现象。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都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不同的群体、阶层和性别对通俗科学有着不同的体验，对通俗科学和通俗科学的使用范围也有不同的期待。通俗科学丰富的类别呼唤着更多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们可能是科学从业者、雇佣文人、表演者、政客或宗教信徒，也可能是科幻作家和电视制片人，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的目标和抱负，并且对科学到底是什么持有不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