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克农6 少年先锋师政治委员高传遴突然被人开枪打死

父亲是重感情的人。江西苏区遭国民党包围，通信困难，他经常怀念在安徽的全家老小。

1934年，他假借瑞金一家商店的地点，试探着给芜湖写了一封家信。母亲收到后，知道父亲还健在，非常高兴，便让年幼的弟弟李伦亲笔写封回信，把心里想的话告诉老父。

弟弟不到十岁，年幼天真，在信中说：心中很想念老父。现在自己上小学。读书，看到别的同学有铅笔，家里没有钱买，只好捡别人扔的铅笔头来写，要是自己也有铅笔那该多好啊!

这封信辗转寄到了父亲手中，他看后既高兴又难过。为全家的困境与孩子的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身边的战友们看信后，也都心里难过。抗日战争年代，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李伦，还亲切地问：那封信是不是你写的?我们在苏区都看见过，非常感人。

苏区工作成就显赫，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军事“围剿”之后，毛泽东、朱德与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冷静分析形势，认定国民党蒋介石一定还会发动更大的军事“围剿”,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分析了前几次敌军进攻的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从作战策略上，研究了下一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方案，认真组织准备。

通过这些工作，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见解，欣赏他的指挥才能。可是，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奉行左倾路线，盲目要求迎接“全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苏区红军“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把分散的苏区连成一片，争取苏维埃运动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冒险主义的指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反对，联名上报中央，希望远在上海的中央领导只作原则性指示，军事方面的具体部署由前方领导班子负责，中央不要越权指挥。

但是李立三拒不接受正确意见，反以中央名义复电要求严格执行错误决定，并批评说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是农民意识，也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强调只要中心城市爆发工人斗争，就会形成全国革命高潮，而且必将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中央的错误决定，排斥了毛泽东在苏区的领导地位，正巧这时他身体不好，加上心中有气，便到一个庙里休养治病。

不出所料，1933年12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由得力干将陈诚指挥，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排挤出领导班子，这次反“围剿”由朱德、周恩来组织指挥。他们认真负责，亲临前线，有了前三次粉碎“围剿”的胜利经验，部队士气高昂，还有与毛泽东研究过的作战方案可供参考，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歼灭敌军近3个师，俘虏两个师长，在三月下旬获得重大胜利，再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犯有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后来也被扣上“调和路线”的罪名，被赶下领导岗位。新上台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秦邦宪等，因有共产国际背景，年轻气盛，以“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文章，很快就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大权。他们推行了一条更加左倾的错误路线，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多年建立的组织基础损失殆尽，中共中央在上海无法生存，只好搬进江西中央苏区。

秦邦宪刚进苏区，便与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就思想路线问题发生争辩，他利用领导职权，刮起一股反对“罗明路线”的政治风暴，后又牵连出邓小平(早先任瑞金县委书记)、毛泽覃(毛泽东胞弟、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等几位观点相同的领导干部，他们被扣上许多罪名，被批判斗争。

这场政治风波，干扰了苏区的正常工作，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认识。秦邦宪改组领导班子，以秦邦宪为首，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周恩来参加。

三人小组中，秦邦宪主持工作，李德被捧为“太上皇”,周恩来徒有虚名，没有实权。这种领导给苏区造成了更大危害，不但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著名将领，也无法指挥军队。

父亲与钱壮飞、胡底等对错误路线虽有抵触，但职务在身，无法正面对抗。他们对受批判的同志，没有乱扣帽子，有时还悄悄表达一点同情。担任保卫局执行部长的李克农，曾私人出钱请身处困境的邓小平吃饭，聊表安慰之情。

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班子，处境孤立时，父亲不时给他送报纸，送食品，毛泽东提出要找位秘书，父亲便介绍叶子龙到他身边工作。

一再检讨苏区保卫工作中的错误

岁月过去多年，父亲对在苏区负责保卫工作时的错误，仍然深感内疚，一再自我批评，指出那时因材料不足，判断失误有自己的责任，并告诉后人，要引以为戒。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布对过去被错误路线处罚的案件要重新研究，凡属经过调查确实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牺牲了的也应受到同志的纪念。父亲结合自身体会，完全拥护这个决议，并再次检讨了苏区保卫工作的错误。

革命实践相当复杂，不可能一帆风顺。参加革命的人员良莠不齐，也有极少数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甚至叛变投敌，危害极大。父亲担任红军保卫工作，就处理过几起大的政治案件。

1933年11月

1933年11月，周恩来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在福建省建宁合影。李克农(右四)时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3年初夏，苏区模范少年先锋师政治委员高传遴突然被人开枪打死，他的警卫员同时遇害。这种恶性事件红军中前所未有，领导十分重视，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召见李克农要他尽快破案。

父亲赶到现场调查了解，没用多久，就发现杀人凶手竟然是这个师的师长杨遇春。早先师长与政委关系不错，后来发生争吵，杨的职务没能提升，又因军阀习气受到处分，他越想越气，认定是政委刁难，便趁政委睡觉时连开两枪把他打死，随手又把他身旁的警卫员一枪打死。然后连夜逃跑投敌，在边防线上他又把哨兵开枪打死。

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各部门都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在这紧张时刻，朱德身边的保卫干部杨世坤突然失踪。他常随朱德一起活动，认识不少中央领导，知道许多机密，万一落入敌人手中，将对红军造成严重威胁。朱德夫人康克清发现后，立即报告。

朱德、周恩来召见李克农，要他抓紧破案，并且“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务必找到杨世坤本人，一点不能马虎。父亲领受任务后，先向周围人员了解情况，发现杨世坤与一个富农家的媳妇常来常往，关系密切，就和康克清一起带领几个战士找到那个妇女。

经过审问，这位妇女供出了杨躲藏的地点，还坦白交代杨世坤曾告诉她，自己知道很多红军机密，准备带她到南昌投敌，然后两个人享福。

于是，父亲率领保卫局的战士将杨躲藏的地点包围，喊话要他出来。杨世坤是警卫干部，身上有枪，占据有利地形，他首先开枪反抗，使几个战士受伤。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估计他子弹不多，便让战士们加紧围困，开枪还击，并制造一些假目标，逗引对方开枪。不一会，对方枪声稀疏，最后停发。战士们冲进去一看，只见杨的枪内已无子弹，本人自杀身亡。

事后，康克清沉痛地对父亲表示，都怪自己对朱老总身边人员的思想工作没做好。

父亲说：这是杨世坤自作自受，不能怪别人。再说首长身边保卫人员，都经过政治保卫局审查挑选，是我们把关不严，应该由我向军委领导检讨。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组织百万大军进攻苏区，准备第五次军事“围剿”,他们有德国、意大利、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采用步步进逼，层层包围，消耗红军实力，压缩苏区面积的战略，要想把红军彻底消灭。正在这时，1933年11月，蔡廷锴将军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通电反对蒋介石，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主席。这一出人意外的政治事件，立刻轰动中外。

事变之前，十九路军曾派代表与红军联系，相约双方停止内战，互相合作，共同反蒋抗日，并签了协定文件，且已有一些实际行动与效果。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非常震惊，坐立不安，原本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计划受到影响，他立即调兵遣将，集中力量，进攻福建的十九路军。在这种情况下，福建方面希望红军履行协定，双方团结合作，共同行动，反蒋抗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都提出建议，认为红军应趁此良机，集中兵力，向福建、浙江、江西地区进军，既可支援十九路军，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也有利于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可是苏区主要领导秦邦宪与顾问李德断然反对，他们说李济深、蔡廷锴等“是反革命改良主义的总和”,“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还反动、还危险”,“红军绝不能支援蔡廷锴”,即便与他们握手，也不要忘记骂一句“反革命”。

结果，1933年底，蒋介石大军压境，福建人民政府处境危急，眼看就要失败。这时苏区主要领导人才意识到唇亡齿寒，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之后，必然调转兵力，趁势进攻苏区，于是紧急派遣彭德怀、杨尚昆率领部队前往支援，但为时已晚。1934年1月，福建事变宣告失败，蔡廷锴流亡海外，不少进步人士惨遭杀害。

事态发展，不出所料。1934年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采取碉堡战术，再次展开对苏区的军事进攻。按照兵力对比与装备条件，红军应该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防御，寻找机会，消灭敌人。可是，这时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已在苏区占统治地位，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听从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主张“堡垒对堡垒”的阵地防御，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誓与敌人决一死战”,“不是胜利，就是灭亡”等错误口号，结果，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损失惨重，仅广昌战役就伤亡5000多人，县城也未守住。

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非常气愤，刘伯承当面批评李德，必须尽快改变战法，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李德拒不接受批评，反而撤消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彭德怀怒火大发，指着李德痛斥：“你怎么不从苏联带些飞机、坦克、大炮到中国来打正规战?你作孽太多，中国革命要被你葬送光了!”

但主要领导人与李德无动于衷，依然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