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澄甫1931年有没有逃离广州？

——杨澄甫1931年南下广州的历史意义与事实澄清

发现杨澄甫1931年第一次南下广州的历史意义，是弥补了太极拳史的一段空白，也戳破谣言还原真相。杨澄甫第一次南下广州的事实肯定，不容置疑。确立了这一点锚点，为后续问题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杨澄甫第一次南下广州的背景：从《》得知，1，“中国国技、迩来政海中人，颇多提倡，如八段锦、潭腿、太极拳等，均为锻炼身心、强健体魄之最好方法”“连日观者无不赞叹云”。这说明广东的各界对太极拳已有需求；2，“当李任潮主粤政，曾延聘万赖声、李光伍两术师，来粤表演国技并为之设武术馆，任以馆长，俾资发扬。随后因时局变化，该馆于撤销。”这一句说明广州已取消万赖声的武术馆，而军政界有呼声要求开办教授太极拳的武术馆。3，所以陈铭枢聘请杨澄甫南下，是代表广东各界的民意，并非是陈铭枢的个人行为。这就是杨澄甫、董英杰南下广州的背景。

附一，1931-4-25《》

二，广东“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没有改变民众对太极拳的需求。今年1月5日，李秀教授发来《》剪报，李秀和我、二水居士等朋友对这史料有过讨论研究。二水介绍了当时广东政局发生的变化。1，我们讨论认为，虽然广东发生政变，但没有影响民众对太极拳的需求。2，陈铭枢聘请杨澄甫并非是个人行为，并不是陈为自己请保镖。而杨澄甫是武术家，从来不参与政治斗争，更不是陈铭枢的党羽，不会受牵连。3，虽然政局变化会给杨澄甫带来些不便，但在陈铭枢逃离广州前后有一周多的时间，杨澄甫并不是在睡懒觉，他俩早已经开始教拳了。4，广州政变的目标，是驱逐陈铭枢，而不是为了驱赶杨澄甫，另外没有发生战斗伤及无辜。因此，杨澄甫和董英杰根本没有“逃离”广州的必要。

童旭东仍说谎说：“按照常理，陈铭枢在1931年4月28日晚躲到香港后，会让人通知杨澄甫师徒他不准备回广州了。请杨澄甫师徒两人来广州的陈铭枢都逃离广州并不准备再返回，此时掌握广州军政大局的又都是陈铭枢的对立面，这时杨澄甫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呆在广州呢？因此，这时杨澄甫必然要尽快返回浙江省国术馆”。

请问童旭东：1，杨澄甫为什么必然要尽快返回？2，陈铭枢派谁通知了杨澄甫，你是怎么知道的，证据何在？3，你凭什么证明杨澄甫在1931年5月上旬已逃回了杭州？这又是你的造谣，看来童旭东千方百计编谣言，想把杨澄甫“骗”出广州，让他匆忙赶回杭州，去被萧聘三打伤，这样童旭东之流就心满意足了。这种编造谎言的歹毒心理，能算是正常人的常理吗？

三，关于杨澄甫南下广州教拳的故事，武术界的传说大都是以讹传讹，混乱不堪，下面挑其中几件来辨析：

1，《武林》1981年第2期，冯文彪在《傅钟文和杨澄甫》说：陈济棠“函聘杨澄甫赴粤授拳。杨澄甫携全家及外孙女婿傅钟文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南下广州，授拳于陈济棠总部、广西李宗仁与白崇禧驻粤办事处、四集团军、广州公安局、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广东法学院等处”。冯先生说杨公1932年带傅钟文南下，显然是错误的，其它可参考。

2，瞿世镜《杨氏太极两岸一家》第98页说：“1934年董英杰、崔毅士师伯协助杨公至广州教拳，傅钟文亦随同前往”。但他前面说的是1933年，后面又变成1934年，前后陪同的人员也乱点鸳鸯谱。瞿世镜这种随意猜想是极不严谨的。陪随杨公1931年南下是董英杰，他留在南方发展。

3，《武林》1982年第7期19页，《杨澄甫南下广州传拳轶闻》：“闻太极拳名家杨澄甫先生到广州教授太极拳，并设馆于陈济棠总部、四集团军、广州公安局等处”“我学院的院长曾如柏先生（曾任西南执行部官员）过去在北平读书时，曾从杨老师学过太极拳，深知太极拳的奥妙。到广州后，他向陈济棠推荐，故陈特邀请杨老师来了广州教拳。杨式太极拳之所以传广州，与曾如柏先生是分不开的。”金承珍的回忆，时间上有硬伤，可能有意以李代陈，隐去了陈铭枢，但总体上有参考价值。

4，何欣委编写的《神运无方》88页说，1934年2月，“陈微明受广州军政界委托，邀师南下授拳。杨澄甫携傅钟文来到广州，考察后返沪，次年二下广州，开始在此授艺。时广东法学院院长曾如柏请陈济棠在其总部为杨澄甫谋一谘议职务，使其能安心施教”。何先生这段文字，时间、人物都有错乱，但“二下广州”，以及曾如柏游说陈济棠等，有参考价值。

5，曾昭然《太极拳全书》“自序”，虽没有提杨澄甫老师南下授拳的明确时间，但却提供了杨澄甫老师南下的一些资料：“杨澄甫老师南下广州授拳，是由广州公安局某分局长王英儒负责.杨澄甫老师南下后，在第一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广州公安局三个机关，组班授拳”。

曾昭然没有言明杨澄甫老师南下广州的确切时间，却在他的《太极拳全书》之“麦序”中，也能得到确证：“民国十八年。始与曾子昭然博士共事羊城，其时曾子年近而立”“越两年，太极拳名师陈微明先生自沪来粤，曾子首从之游。……并嬲吾人从学”。民国十八年“越两年”应是1931年。“一年之后，曾子又与同道者迎太极宗师杨澄甫先生南下”。杨澄甫二次南下，是由上海坐意大利游轮“康特鲁索”号，经香港抵达广州。

2011年底，我们曾经讨论过《太极拳体用全书》出版中的问题。二水说：“曾昭然称‘杨师抵粤后，以私人团体所聘，为期难久，生活无由安定，故仍与沪方联络，拟半年后北返’。第一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广州公安局三个机关，是否属于私人团体？（或完全由私人付费？）杨澄甫老师第一次由广州返沪，是否真的是生活无由安定？这些需要经过其他证据的佐证”。二水的这段文字，可以推测，杨澄甫第一次南下是在三个机关，不是武术馆中教拳。杨公的薪酬由于时局变化而一时无法着落，是由三个机关或由学习者出资负担的，不能达到原先约定的标准，所以会有“拟半年后北返”之说。

二水还说：“此节可证，杨澄甫老师第二次南下，是受聘于陈伯南，任咨议。陈伯南，别号‘南天王’，即陈济棠先生，原属李济琛部下。1929年-1936年期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主政广东。至于杨澄甫老师受聘于陈伯南，任咨议的时间，有兴趣的拳友，不妨去台湾档案馆查阅陈济棠相关资料，应该能确证杨澄甫第二次南下广州的时间。”

附二，《上海报》

以上资料可以说明，杨澄甫二次南下广州，由于前一次是陈铭枢邀请的，而接着陈铭枢被政变推翻，故所以许多人在回忆时，有意忽略不提陈铭枢，以李代陈，把二次南下混作一谈，因而造成杨澄甫南下的聘请者、次数、年份、同去人员及其经历的混乱不清，也被造谣者钻了空子，遂使这段太极拳历史迷雾重重，乱作一团。

1931年杨澄甫在广州教拳，广州方面因时局变化“亏待”了杨澄甫，因此当陈微明1932年到广州教拳时，一些军政界要人和杨公的粉丝们，纷纷委托陈微明向杨公转告广州方面的诚意，要求杨公重新南下广州教授太极拳；他们又游说陈济棠，以省政府名义再次聘请杨公教拳。所以才有陈济棠以月薪一千大洋的重金聘请，杨澄甫第二次回广州教授太极拳。当年新闻报导：李济棠提倡太极拳，重金聘请杨澄甫“月薪则至千元之巨，开拳术老师之记录”（附二）。

杨澄甫月薪之巨创记录，也算是广东对杨师之前的补偿。童旭东常吹孙禄堂月薪四百大洋，高出杨澄甫一百，因而“天下第一”。这次广州给杨澄甫的月薪高达一千元，抵二个半孙禄堂，杨澄甫岂不是比“天下第一”的孙禄堂还要第一、比“武圣”更武圣吗？（四百大洋当时在京城可买一座很不差的四合院）

总之，根据资料推断，杨澄甫第一次南下后，在广州三个机关教拳，月薪由三机关自筹解决，因此杨澄甫拟半年后返回上海（半年后已是初冬，不是春夏之际）。所以，陈天申、童旭东所说的1931年春夏之际，在杭州国术馆中，发生了萧聘三与杨澄甫比武受伤一事，在时间空间上完全没有可能，纯属谣言。童旭东拿不出任何证据，光凭他的臆想认为：“陈天申回忆的1931年春夏相交之际杨澄甫与萧聘三在浙江省国术馆发生冲突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成立的”。童所谓“成立的”，又一次以讹传讹，传播谣言，完全不是一个要探究武术史真相的人。

最后，我深深体会到，和（李秀、二水、季培刚、杨志英、几位主编等朋友）理性文明的学者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能得到他们的智慧和帮助；而与胡搅蛮缠的文化流氓争论问题，只能得到谩骂和垃圾。某些有文化的野蛮人，当它们理屈词穷的时候，常用语言暴力来压制学术争论。童旭东之流就是后者。童最近在所谓“对《》一篇报道的问答”中，一开口用40%垃圾文字骂人，然后用60%的文字胡说八道，是最低俗无耻的混账话，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童的文章全凭他的猜测臆想，一心编造谎言篡改历史，他非要用语言暴力把杨澄甫打死不可，暴露了一副文痞的嘴脸。

一个人如不被流氓忌恨谩骂，还算不上正直的人，童旭东的谩骂其实是一种“嘉奖”。所以，我特地提一下童的“答问”，读者可以拿他的“答问”和我这篇文字作对比，谁野蛮谁文明，谁是流氓无赖，理性的读者自然一目了然。

附件：

一，《》新闻：陈铭枢延两国技师来粤杨澄甫董英杰中国国技、迩来政海中人，颇多提倡，如八段锦、潭腿、太极拳等，均为锻炼身心、强健体魄之最好方法。最近省府主席陈铭枢对于国技，亦颇注重，现已延得北省著名太极拳国术技师杨澄甫、董英杰两师徒来粤。杨董两人经于日昨（注：4月24日）抵省，寓于东山退思园。陈氏以技术之礼相款待，连晚在该园表演，以柔软之方法，运用其心力，掌指一触，可以倒人于数十丈之外，连日观者无不赞叹云。

二，《上海报》1935年11月9日：廣東陈濟棠，近鉴于太極拳之重要，亦努力提倡，令粤省學校，均添拳术一課，習太極拳，陳则親自为导，命人至沪聘一楊姓教師赴粤，作其教太極拳之導師。楊爲昔年以太極拳聞名全國之楊露禪後裔，其手法不亞於上海太極专家吴鉴泉，楊奉聘後，巳於日前啓程，月薪則至千元之巨，開拳術教師之紀錄。

这篇文字通过对杨澄甫1931年第一次南下广州的历史事件的深入剖析，不仅揭示了这一事件在太极拳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通过详尽的史料分析和对比，有效地戳破了围绕该事件的一系列谣言和误解。文章首先明确指出了杨澄甫南下广州的事实不容置疑，这一锚点的确立为后续问题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探究杨澄甫南下广州的背景时，文章详细地引用了史料，说明了当时广东各界对太极拳的需求以及陈铭枢聘请杨澄甫的民意基础，这些背景信息的揭示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杨澄甫南下广州的动机和目的。

针对广东政局变化对杨澄甫南下广州的影响，文章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和推断，指出虽然政局有所变化，但并未改变对太极拳的需求，因此杨澄甫并没有立即逃离广州的必要。这一分析不仅逻辑严密，而且符合历史事实。

在澄清关于杨澄甫南下广州教拳的混乱传说时，文章通过列举多个武术界的传说和误解，并逐一进行辨析和纠正，有效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这种辨析过程不仅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且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思考路径。

最后，文章通过对比理性、文明的学者讨论与野蛮的文化流氓争论的区别，强调了学术争论的文明性和重要性。同时，通过对童旭东等文化野蛮人的批判，进一步凸显了文章所追求的学术真实性和公正性。

综上所述，这篇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澄清太极拳史上的谣言和误解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它的严谨性、逻辑性和公正性，无疑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清晰、准确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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